张开济：古城北京的文化底蕴与城市定位

 

　　

 

 

张开济

 

    对张开济的履历，不必做过多的介绍，看看他的设计作品就可以了——天安门观礼台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、友谊宾馆、北京天文馆、三里河“四部一会”等。当然，大多数人只注意建筑而不注意建筑师，人们心里，建筑往往比建筑师更重要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建筑师被赋予艺术家的地位是从您这一代开始的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建筑师的概念还有些混乱，建筑设计还更多地被归于工程技术一类，主要在理工科考生中招生，而对建筑本身的人文性质和美学性质识不够。陈志华教授说，他在清华讲建筑史、建筑美学这些课程，连建筑学生都不感兴趣，这种情况，听起来就有点吓人了。

 

　　张开济：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美学修养是慢功夫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急着挣钱。建筑既要讲实用又要讲美观，片面强调哪一面都不对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刚才说到，张永和的设计尽管现代性很强，但他吸收了许多古典的民间的元素。您在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时候，设计了一个空廊，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，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，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。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，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，十分高妙。这奇思，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？

 

　　张开济：设计这个空廊，说起来还是迫不得已。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，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米而我这边，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米，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，只是个小弟弟，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，怎么办，我就来了这么一手，打肿脸充胖子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好，算是因祸得福吧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，曾经对您的方柱提出意见，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，历史博物馆方柱细，不对称，希望您加粗方柱，您坚持己见，说服了周恩来。

 

　　张开济：对。总理很重视专家的意见，绝不越俎代庖，不像现在某些领导，搞长官意志。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；方柱不同，正面看最细，四十五度角看最粗，因而，不能再加粗了，否则就显得很蠢。设计要以人为本，任何建筑，都是为人类服务的。中国人搞建筑，喜欢把规模当成最高目，一味追求“宏伟”、“气派”，这是一个认识误区，大而无当，内容不好。比如某某部的办公楼，光台阶就几十层，人走上去要老半天，累个半死，还有什么工作效率?这种高台阶，是封建意识的表现，根本不实用，也谈不上美观。天安门广场的设计也有问题，如果你从历史博物馆到人民大会堂参观，得走半天，光晒就晒得够呛。建筑以人为本，实际上是民主思想的体现。我八年代曾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办过一个展览，通过建筑介绍中国人的生活。建筑是为生活服务的，那个展览十分生动，引起外国人很大兴趣。建筑不是为了讲排场。

 

 

 

　　记者：您理想中的广场是什么样的？

 

　　张开济：有座椅有水池、有鸽子、有植物、有无障碍设施。

 

　　记者：您特别强调建筑的人本主义思想，但您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是一座政治性建筑，专为政治仪式服务，它在造型和色彩上的隐蔽，一定是“别有用心”吧。

 

　　张开济：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，可是又有这种需要，怎么办呢?当时搞了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，有的人把观礼台盖上了琉璃瓦，想和故宫配套。我却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，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，颜色是红色，琉璃瓦绝对不用，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一体，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。一般人眼中的天安门城楼的确没感到有一个什么观礼台存在，好像本来就是那样的。这就是最大的成功。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，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。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，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像北京这样的文化古城，对建筑师是一项挑战。因为对它的建设受到很大制约，要求设计师有极高的修养和智慧。五十多年来，北京的设一直是争议的焦点，现在看来，还是五十年代那一批建筑比较好，像历史博物馆、族文化宫、中国美术馆等等。八十年代以后的情况不是很好，很多建筑都受到专家和民众的反对。主要问题一是拆，二是建。拆得不对，建得不好。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，不知何日才是终点。您是北京城改造和建设的当事人和见证人，不知您怎么看待这种现状？

 

　　张开济：我是上海人。第一次到北京是在一九三四年，作为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学生，集体来北京参观学习。火车快到东直门火车站的时候，宏伟的东南角楼进入的眼帘。角楼上面是碧蓝碧蓝的天空，下面是城墙和城楼，一队骆驼正在缓缓行进，真是好一派北国风光啊!到了北京后，看到那么多美不胜收的文物古迹，我一下子傻了。我这个上海人，才头一次晓得我们中国有多么大!有这种感觉的并不是我一个，有一次我正在天坛欣赏祈年殿，旁有位外国妇女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我能站在这里看上三天三夜也看不厌。”

 

　　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北京的古都风貌大不如从前了。主要有两个问题：一个是该拆的拆了，一个是不该盖的盖了，五十年来这方面发生的事情我很熟悉。

 

　　最早的一个阶段建国初期，梁思成曾建议建新北京、不要拆城墙，由于当时某些领导人的无知和专断，非拆不可。另外有些领导比较幼稚，不懂得工业化和文化古都是两码事。在这方面今天的陕西西安和山西平遥都要感谢北京的经验教训。我访问英国，英国人领我们到一个叫约克逊的小城市，那里只有一座既不高也不大的城墙，可他们视之为光荣和宝贝，而我们这类重要的文物，却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拆了。

 

 

 

　　记者：用今天的话说，拆城墙是一项“系统工程，那么宏伟的城墙，想把它拆掉，没点干劲儿还真不行。古人一不留神把城墙建得很牢固，真难为那些拆城的人了。

 

　　张开济：后一个阶段情况好一些。当时永定门影响立交，要拆，专家学者都反对，郑孝燮给陈云写了一封信，结果被采纳。其实只是路线稍微改动了一下，永定就被保留了下来。

 

　　再以后就好多了，许多文物不仅被保护，而且被充分利用起来了。在这方面，我是呼吁最强烈的，我曾提出“旧瓶不妨装新酒”的口号。实际上，国外一直在这样做，比如，巴黎将一座旧火车站改成了博物馆。结果，在我和众人的努力下，湖广会馆保护下来了，变成了一个戏剧中；先农坛太岁殿保护下来了，变成了中国建筑博物馆；五塔寺变成了石刻博物馆……这是个很大的进步。因为最合理的保留是不但保留而且利用，并赋予它新的内容。

 

　　古城保护仅停留于古建筑单体的保，而且是成街成片的保留，保留建筑环境和彼此间的关系。北京现在划定了二十五片保护区，是认识上的一个进步。另外，许多重要文物也被恢复，比如白塔寺的山门，也终于“亮”出来了，虽然其过程也很艰难的。广大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有很大的提高。前几年为了恢复北京站附近的一段城墙，北京市民积极捐献城砖就是一个例子，从拆城墙到建城墙、从拆文物到拆建筑让文物，这种变化，人寻味。

 

　　应该承认，在这方面我们走过一段弯路。陈希同曾经提出要维护古都风貌，夺回古都风貌，提法没错，做法错了。因为他的重点不是保护古建筑，而是在新建筑上大搞复古主义，盖小亭子，作用是以假乱真、喧宾夺主。我很早就提出，不能这么搞。北京西站要搞小亭子，我给他写信，向他提出忠告：“ ‘小亭子’ 用的太多了，就造成新的千篇一律，令人望而生厌”。还批示“用帽子代替色子可能出于不得已也”。但结果还是搞了个登峰造极的小亭子，花了八千万。这么大的价钱，没有盖个先进的火车站，反而盖了一个落后的火车站。因为交通建筑的标准就是高效率，也就是说能够以最短的距离、最快的速度登机上车。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高效率，而不是搞气派。但是现在北京西站旅客进出都很麻烦。另外，还走了一些小的弯路，东方广场是一个大的败笔，体量太大，把故宫的气势压倒了，这不仅仅是个建筑形式的问题，而是我们让房地产商人变成了设计师。用的太多了，就造成

 

　　五十年来，我亲眼目睹并与了这一切，总的来讲，进步很大，弯路也走过。尽管如此，对于保护古都风貌，我们还是不能抱以悲观的态度和破罐破摔的想法，应该尽量抢救，能抢救的抢救，能争取的争取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北京的建筑形象十分混乱。比如建筑色彩，近年开始重新粉刷，大红大绿，像小城镇女人为赶时髦穿的鲜艳毛衣，十分刺眼，没有品位。很多楼房千篇一律地涂上粉红色外墙和白色的窗框。这种恶俗包装反映了审美趣味的下降。在您五十年代的建筑设计中，用色就十分慎重，借鉴了北京民居四合院的色调，以青灰色为主，十分沉着，与古城北京的文化底蕴相协调。

 

　　张开济：外墙粉刷的色调应以雅淡明快为主，如果采用过的颜色会导致庸俗，而且和北京古老的历史感很不相称。北京原来的整体色彩就是灰色，外城大片灰色的四合院和紫禁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统一，反而更突出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。

 

　　记者：北京的城市定一直没有解决。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口号是“新北京，新奥运”，“新”得理直气壮。有意思的是，北京申奥的专题突出的却是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，以及奥运的人文色彩。看来，历史积淀是北京的“本钱”，现在拿“本钱”去“投资”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，却很可能血本无归。由于围绕奥运会进行的新一轮城市改建，如果对历史教训视而不见，北京的历史遗产将只剩下几座孤零零的公园，古都风貌将荡然无存。那时谁若再说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就有点像骂人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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